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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农民利益要有正确的打开方式
来源:中国农业新闻网发表时间:2016-09-23

“保护农民利益”是一个常见的政策词汇,而很少有说“保护工人利益”,“保护知识分子利益”的。农民的弱势性,体现出农业的弱质性。在媒体上,“贫困”、“留守”、“空心化”……这些关键词也形成了社会对农村与农民的舆论共识,没有最惨、只有更惨。

  何以如此?似乎也不难回答——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,形成了工业品贵(城市)而农产品贱(农村)的局面,亦即所谓的“剪刀差”。于是,感性的人们呼吁,是时候让“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反哺乡村”了。不少媒体也是这个思路,似乎“比惨”就能获得关注和好处。

  不过,这在法律上可能是做不到的。毕竟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不论职业,只要是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保护。比如说农村土地流转,标准有三条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。除此之外,都要按市场规律办事——东北土地条件好,租金每亩1000元,贵州土地条件差,租金每亩300元。从法律的角度看,“保护农民利益”是提供一个良治的法律和市场环境,而绝不是让全国的地租向东北看齐。扯远一点,同样是农民工,有的月入5000元,有的只有2000元,收入差异是自然现象,只要符合法规,无需过度读解。

  所以,“保护农民利益”更多地是指政策偏向而言,比如转移支付、农业支持等,李克强总理说“确保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只增不减”也是这个意思。就顶层设计而言,这本无可厚非,但到了分层对接,就有些变味了——但凡与农村沾边的项目与政策落地,言必称“保护农民利益”,若有反对或质疑,即属“罔顾农民利益”——看似把道德的高地站稳了,实则堵上了政策/项目反思和磋商改进的渠道。举两个例子:

  一是水稻、小麦最低收购价。短期看,最低收购价确实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,问题在于——这样的政策是否可持续,能够持续多久?需知政策红利不可持续,会严重耗损政府信用。对此,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预判和调整预案,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。就说泰国曾经的“大米典押”政策(类似最低收购价政策),上马两年,非但造成近45亿美元的财政损失,还带来了高粮价、高库存、高补贴的政策尴尬。而当这一政策终于草草收场时,最“受伤”的还是农民。

  二是食糖进口限制措施。乍一看,这也是保护蔗农利益,保护国内甘蔗收购价格。其实如何呢?蔗农的积极性或许是提高了,但下游糖厂就该士气低落了——过高的收购价格,从一开始就抽干了食糖加工业的利润(除非相应拉高国内食糖价格,这样一来,消费者又该不乐意了)。久而久之,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——蔗农与土地相捆绑,继续种植供大于求的甘蔗,而下游食糖加工产业惨淡经营,难以为继。

  反过来,假如放宽或取消食糖进口限制,情况会怎样呢?是否像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“自毁”呢?我们可以参考我国大豆、棉花、纱线的进口的情况。首先,农地上的大豆、棉花种植的确减少了,但农地并未抛荒,而是种上了其他更高收益的作物,所以并未出现因农产品进口而浪费国内农业生产资源的情况。其次,随着廉价农品的进口,食用油加工业、纺织服装行业得以发展,进而提供更多的就业、税收与社会财富。

  很多时候,农民的利益就是这样被保护掉的,特别是被不合理的产业政策保护掉的。那么,又该如何正确打开“保护农民利益”这一政策语汇,以免其沦为不合理产业政策的遮羞布呢?

  文章开头提到,“保护农民利益”的一个前提是,农民在社会中的弱势性。从财富的层面看,的确如此,城乡贫富差距不容否认。但许多人在这一前提之前,又附加了一层读解——农民头脑不开化,因此需要更高智慧阶层的帮扶和干预,简单说,就是农民“傻”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某项“保护”政策无效时,社会往往倾向于做“利润都被中间商赚了,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”的读解,而不去反思政策设计本身是否合理。

  而不论从历史还是现状看,中国农民都是理性的。不客气地说,在一个历经农民起义的国度里,真傻的不是农民,而是那些低估农民能力的人。剥除这一层的偏见,“保护农民利益”的政策着力点就不难想见了——在于给农民致富的机会并为此创造条件,而非进行歧视性的挂钩补贴。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“给钱”,特别是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,逐步弥合城乡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方面的差距。同时,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,取消城镇对农民构成的实际门槛,为城镇化发展夯实社会基础。

  此外,既有的歧视性产业政策也应逐步退出。笔者曾与经合组织的有关专家讨论过农业支持政策的问题,共同的结论是这些政策因其短视性,不仅起不到“保护农民利益”的作用,反过来还会坑农损农。中国农业支持政策、“保护农民利益”本身没问题,但分层对接应逐步绿箱化,把种植决策还给农民,要相信——中国的农民足够聪明。

  中国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。一个合理的逻辑是,构建公平合理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,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之手在外部性领域的作用,诸如农业基础设施、农村教育、环境、扶贫等。有道是“救急不救贫”,依附在歧视性补贴之上,农业很难进步,农村很难成长,农民很难富裕。

  “保护农民利益”,要有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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